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路线月，李和赴法同学抵达法国，安置在法国巴黎西郊的华侨协社。图为华侨协社旧址。

　　“暮鼓晨钟声里，看白鹭飞翔。”高桥，是白鹭的家乡，也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李的故乡。从出生到离乡求学，李在湖南省长沙县高桥镇学仕桥村的宅院里度过了15个春秋。

　　6月23日上午，时刻新闻记者驱车前往高桥镇，沿着树荫下水泥路，在一片鳞次栉比的民房之中，我们看到了青砖琉璃瓦的李故居。

　　屋前有池塘，屋旁是竹林，虽值酷暑炎夏，故居却分外清幽、安详、肃穆。偶尔响起的一两声蝉鸣混着飘散开来的淡淡栀子花香，让人不禁梦回那些屋墙舍瓦中的往事。

　　1896年6月2日，李出生于此，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20岁时，他考入湖南第一师范，与、蔡和森一道在长沙组织新民学会。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同周恩来、赵世炎等人组织创建旅欧少年，投身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斗争。

　　从高桥到长沙，从长沙到法国，李实现了由懵懂少年到革命青年，再到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重大转变。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谁曾想到那些热血少年，后来能成为革命家，成为旧政权的掘墓人？“是思想，是精神改变了中国。”李故居纪念馆馆长戴正林如是说。

　　李出生的年代，中华民族正遭受着帝国主义列强的欺侮，亲受帝国主义侵略，军阀战争和豪绅买办阶级压迫、剥削之苦，李从小便痛恨旧的社会制度，向往科学与民主。

　　考入湖南第一师范后，与、蔡和森等有血性、有志气、有抱负、有担当的爱国青年志同道合，结伴探索救国救民之道，成立了新民学会。那个时候，由于受俄国十月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形成一个空前的热潮。1918年暑假，新民学会会员大都毕业。会员们经过深入研究探讨，认为要实现学会的中心任务，很好地解决个人出路与整个社会的改造相结合的问题，只有向外发展才是出路。他们同全国各地的热血青年一样，大都怀抱着通过勤工俭学来实现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和科学救国的美好愿望。

　　随后，李四处筹措经费，甚至不惜变卖家产。1919年10月31日，李和张昆弟、李富春、李林、贺果等162人乘船自沪起航赴法（其中湘籍青年42人）。抵达法国后，CQ9电子 CQ9传奇电子华法教育会把李他们安排在巴黎西郊的华侨协社里住下。

　　李晚年回忆：“我们一边候工，一边学法文，看书报。华侨协社有个图书馆，里面有很多用中文翻译过来的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书刊。这些书刊对我们有很大影响。”这时，李的思想主要被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所左右。

　　他们的这种思想很快体现在行动上。1920年1月李、张昆弟、李富春等人组织成立了一个笃信工读主义的团体———勤工俭学励进会。

　　“救国之道如何？真理在何处？那个时候，他们都很迷惘。”戴正林说，他们被书中描绘的社会主义和的美妙远景吸引，觉得非常新鲜、美好，但是，用什么方法，走什么道路达到这个目标呢？当时的他们以为走勤工俭学的道路就能实现。

　　1920年春，李到了位于法国西北部的大型军火工厂哈佛尔施乃德钢铁厂香巴尼分厂做工。随着时间的推移，对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制度的认识也逐渐加深，开始思考如何摆脱资本的束缚和控制的问题。

　　受蔡和森影响，他阅读了《宣言》《国家与革命》等大量革命进步书籍，思想逐步发生了改变。1920年8月初，在李、李富春等人推动下，勤工俭学励进会改名为工学世界社，告示此次改名的通知是由李发出的。对工学世界社这样形式的组织和活动极其支持和赞赏。李等还经常请蔡和森出席工学世界社的重要会议，现场给予指点。

　　1921年2月28日以蔡和森、李为首的赴法新民学会会员积极组织发动了求“生存权”和“求学权”的“二·二八运动”，要求北洋政府发放津贴，并承诺勤工俭学学生进入即将开办的里昂中法大学求学。

　　“这场运动暴露出勤工俭学学生内部意见有分歧难以形成统一行动、力量单薄等缺点和不足，给了李等组织者深刻的经验教训。”戴正林表示，这件事促使李抛弃了原来的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小资产阶级工读主义幻想，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

　　严酷的斗争成为赴法勤工俭学学生成长的大熔炉，也使那些已经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先进青年深刻认识到在勤工俭学学生中建立一个严格的战斗的组织的必要性。占据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失败后，李同周恩来、赵世炎等转向了组织旅欧中国少年的工作。CQ9电子 CQ9传奇电子

　　曾对李、蔡和森等人旅法勤工俭学的革命斗争和建活动给予了高度评价：“当时在法国，许多勤工俭学的人也组织了中国，几乎是与国内的组织同时建立起来的。那里的的创始人之中有周恩来、李立三和向警予。向警予是蔡和森的妻子，唯一的一个女创始人。CQ9电子 CQ9传奇电子李和蔡和森也是法国支部的创始人。”

　　1922年底，受旅欧少年委派，李回国工作，经中央批准，由、蔡和森介绍加入中国。

　　李后来在《回忆新民学会》一文总结有关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影响：它使法国资产阶级亲眼看到中国青年从五四运动以来迸发出来的一派不怕军阀统治，不受洋人欺侮，力争自己掌握命运的气势。许多人抛弃了各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十月革命的道路；更多的人后来积极投入了反帝国主义和反军阀主义的斗争。

　　和其他的革命志士“少小离家老不回”不一样，因为大革命的失败，参加革命后的李于1927年初夏，一路辗转，曾从上海回来过家乡一次，在高桥镇侄子家住了一晚。“后来，李按约定和当地地下组织接上了头，奔向武汉，在那里，和等早期领导人召开了举世闻名的‘八七’会议。”戴正林说，“他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过故乡了。”

　　李去世后，继承父志的多次回到高桥镇松竹村的火烧坝，代替父亲感受故土的情怀，他在故居附近种下了一棵桂花树。

　　记者看到，如今，桂花树枝繁叶茂，迎风摇曳，婆娑多姿。这是自故居新建后第一次来故居手植的，可以想象他当时激动的心情，这棵树承载着他沉甸甸的思乡之情和对父亲深切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