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人与世长辞的消息传到江西，传到江西那家新建拖拉机修造厂，工人们都悲痛不已，自发在家中为设下小灵堂，缅怀送别。

　　20多年前，曾在江西度过一段岁月，那也是他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一段沉寂时光......

　　来传达命令的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便问：“以前主席说过，有事情找你，到江西后是不是还可以给你写信？”

　　10月下旬，与夫人卓琳、继母夏伯根离开北京，举家南迁，来到江西南昌市郊新建县望城岗原南昌陆军步兵学校（今南昌陆军学院），他们一家人被安排住在校长的住宅将军楼。

　　将军楼是一栋单独的两层青砖小楼房，卓琳夫妇住在二楼，小院里种着两棵金银桂花树。

　　、卓琳、夏伯根年纪都大了，尤其是夏伯根，已经年过八旬，而且孩子们都不在身边，大女儿邓琳在河北，二女儿邓楠、小女儿都在陕西，长子在北京，幼子则在山西，三位老人就互相照顾。

　　至于的工作，则是被安排在距离将军楼约一公里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这间工厂的前身是一个拖拉机站，一个修理农机配件的小厂。

　　时任省革委会副主任的陈昌奉甚至专程赶到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对厂里负责人强调3点重要任务：

　　“第一，确保安全，不是百分之九十九，而是百分之百的安全；第二，车间的劳动由你们安排，每天三四个小时。第三，关于如何对待问题，中央未作什么决定。至于称呼，既不叫同志，也不叫名字，就叫一个形，叫老邓。”

　　罗朋是修造厂的总支书记，陈昌奉向他交待的这几点，罗朋记在了心里。实际上，当年在晋冀鲁豫军区，罗朋就是的老部下，如今携家人来到江西，罗朋便细心关照着这位老首长，保护老首长的安全。

　　罗朋选择将安排在总支委员陶端缙的修理车间干活，陶端缙是个忠厚老实的人，在陶端缙那里干活，罗朋也比较放心。

　　罗朋提前对陶端缙千叮咛万嘱咐：“老邓到我们厂来劳动，你一定要认真负责，一定要处处关照他，生活上尽量让他觉得方便，让老邓自己感到和大家在一起放心，心情舒畅......”

　　第一天来到厂里，穿着一件朴素的蓝色中山装、一双解放鞋，当时他已经六十多岁了，陶端缙觉得清洗零件稍微轻松一些，便告诉：“我们修理车间有4个班，其中3个班是修理班，1个是电工班，您就清洗清洗零件吧。”

　　从不拖泥带水，他说干就干，卷起袖子就把要清洗的零件泡在盆子里，认真清洗起来。陶端缙起初觉得洗零件是个轻体力活，但需要时常站起来，再蹲下，他年纪大了，不断这样蹲下站起很费力。

　　直接高兴地答应了下来：“好哇！这个我行。40年前我在法国勤工俭学就干过钳工。”

　　1920年，16岁的远赴法国勤工俭学，在克鲁梭市施奈德钢铁总厂当过轧钢工、在香布朗工厂做过工、也在金森橡胶厂做工，当初意气风发的少年其实吃了不少苦头。

　　在四十多年后，他又因当初的工作经验，找到了新的工作岗位。就这样，最后干起了钳工的活。陶端缙后来回忆时说：“小平所做的钳工活，很多老工人都点头称好。按现在的标准来说，能达到中级水平。”

　　从居住的将军楼到工厂，要绕一个大圈子，中途还需要经过一个长途汽车站，夫妇每天都工厂工作，都需要四十分钟的时间，不仅时间长，还不安全。

　　后来大家发现，只要在工厂的围墙上开一个小门，对着将军楼开辟一条小道，就能大大缩减路程。于是工友们便自发在工厂后土墙上开个小门，沿着荒坡和田埂修出了一条小路，和卓琳就走在这条路上，风雨无阻地上班。

　　风雪天路不好走，还曾摔过一跤，工友们得知又自发拿起锄头、铁锹，挑着CQ9电子 CQ9传奇电子煤渣，将路修好。

　　在江西的日子并不好过。刚到南昌时，每月工资402元，卓琳165元，加起来是567元，维持着一家人的开支。

　　到了1970年，的工资是120元，卓琳是60元，夏伯根则只有25元，三个人的工资加起来共205元，甚至不如原先工资CQ9电子 CQ9传奇电子的一半，可一家人的生活需要开支。面对经济上的困难，就和家人一起开荒种菜，饲养小鸡，过起了耕种劳作的生活。

　　每天清晨，早早起来，为菜地浇水、施肥、除草，菜苗们慢慢长了起来，他为此而高兴。

　　家里的丝瓜开花了，十分兴奋，情不自禁地大喊起来：“卓琳呀，快来看，丝瓜开花咯。”

　　卓琳这时正在屋里的厨房忙活着，听到兴奋叫喊的声音，赶紧跑出来问：“老头子，你高兴什么呀？”

　　“你看，丝瓜开花了，结了小丝瓜咯......”与卓琳分享这一消息，他们在家中种了不少菜，基本上自给自足。

　　他们在自家的小院里中了丝瓜、苦瓜、茄子、豆角、西红柿等不同的蔬菜，闲暇之余，与家人学着酿酒、学各种农活。

　　他也记得当初的承诺，所以有时候他会给写信，谈他在江西的情况，谈中央开会的事情，他也会让帮忙，转达信件给毛主席和中央。

　　1971年9月13日，身亡。远在江西的没有第一时间知道消息，直到11月，、卓琳与全体职工一起听厂里的通知，通知的正是的事情。

　　得知“死了”，的心情久久无法平静。那天回到家中吃饭，在饭桌上家人再次聊起的事情，不禁愤愤地说出八个字：“不死，天理难容。”

　　厂里破格允许把中央关于的文件带回家中，当天晚上，坐在台灯下，又盯着反复看了好几遍。

　　自从到江西以来，他都不曾给毛主席直接写过信，就算有什么想要转达的，都是写信给，或是给本人，或是由代为转达给毛主席中央。

　　在这封第一次直接写给毛主席的信中，表明自己的坚定心迹，并提出希望能出来工作，写完信后，他郑重写上自己的名字。

　　虽然身在江西，但1972年1月陈毅的追悼会上，毛主席当众提到了；8月，毛主席在的信上作出批示，肯定的功绩。

　　周总理也始终支持着，1972年底，病情已经十分严重的周总理给、等人写信，提出：“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要他们考虑让做工作的事情。

　　随后、复信给周总理，信中表示：“仍任副总理，分配适当工作。”周总理看后表示，要考虑毛主席的意见。

　　1973年2月初，终于等到了中央的通知，让他回京。接到通知的那刻起，充满感慨地说道：“我还可以干二十年！”

　　1973年2月，与家人告别了工厂的工人们，离开生活了三年多的江西南昌，经江西鹰潭，再回北京。

　　一行抵达鹰潭前夜，当地领导向中央请示接待规格，周总理亲自来电作出指示，由于目前的身份较为特殊，周总理在电话中指示：“见了，你们可以称呼他老邓，也可以称呼小平同志，或者首长，还可以称呼邓副总理，四届人大还没有召开，他在政府中的副总理职务还没有撤销嘛！”

　　2月19日上午，69岁的与他的家人乘坐轿车，来到鹰潭的一家招待所。他下了车，领导同志与他握手，唤他“邓副总理”，还解释道：“这是周恩来总理的指示。”

　　听后，沉默了许久才平静回道：“还是喊我老邓吧，习惯了，这样还亲切些。”

　　他和家人住进招待所，当地的领导同志设宴招待一家，并向他们介绍着鹰潭的名人、风景、名胜古迹等等，聚精会神听着，饶有兴致。

　　说到鹰潭有什么名人？他们提起了海军司令员桂永清，桂永清正是鹰潭楼底桂家村人，蒋家王朝覆灭后，桂永清跟随蒋介石败逃，已经于1954年病亡。

　　作为从战乱年代走过来的革命领袖，当然也知道桂永清，一听到这个名字，他以不屑的口吻问道：“此人就是著作中提到的15个大战最后那个吧？”显然，对于桂永清不走人民的道路，他不认可。

　　同桌领导人回答：“是的，现在的人民公园，曾经就是桂永清屯兵藏宝的地方。”

　　时间很快到了晚上，走出房门，在夜色中独自散步，他一个人走了许久，值班人员时刻关注着他的安全。

　　他又在静谧的夜色中，走了半个多小时，才回到房中休息。可等到第二天的凌晨，他房间等灯又亮了起来。

　　如今，祖国正逢严峻关头，而他自己亦是经历浮沉，他牵挂着毛主席、周总理，牵挂着祖国的前途与命运，也牵挂着昔日并肩作战的老同志们，想来，他是无法安睡的。

　　2月20日，与鹰潭负责招待的同志们一一握手告别，踏上北上的列车，回到阔别几年的北京。

　　他见到了昔日的老朋友，病重的周总理变得憔悴、沧桑，大姐也给了他许多的关怀。

　　3月，周总理抱病陪他到毛主席的住处，与毛主席相见。毛主席与是故友，但二人却有许久未见了，这一面，是他们分别六年后的首次相见。

　　他也确实等到了。随后，在周总理、毛主席的支持下，又开始主持各项工作。

　　1975年的四届人大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这次会议确立了以周恩来、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班子。肩负重任，主持中央工作，而病中的周总理也过了最放松的一段时间。

　　在周总理、朱老总、毛主席等人都相继离世后，也卸下重担，带领我们的祖国走向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人们再忆起他在江西的那段岁月，忆起那条不为人知的蜿蜒小道，奉风雨无阻在那条小道上走了三年多的时光，大家说：“中国改革开放的思想就是从这里萌芽的，中国就是从这里走上了改革开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